相信大部分过了“知识巅峰期”的人都不能完全答对，但也无妨，错了又不会扣钱，所以大家没有动力去搞明白它。
但有人不同，愿意花时间翻字典，把每个字都弄清楚，而且还翻上了瘾，从《新华字典》《康熙字典》到《辞海》《辞源》，不说韦编三绝，也算轻车熟路。逐渐地，他从一个爱翻词典的人变成词典收藏者。
他叫林正，一位年轻的大学老师。他的家里收藏了七八百本词典，从书房到客厅、阳台、沙发，到处都是书。最开始只有中文词典，后来发展到中文、英文、日文三种。“我都不敢开书柜，怕一开就全部掉下来。也不敢搬家，这么多书怎么搬？”
他没有统计过每年在买书上花了多少钱，但可以看出，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最近他在收藏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等名著，书柜放不下了就往地上堆。
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。这些年，他也放平了心态。在他看来，收藏是为了时不时心之所至、无功利心地片刻纵览。如果像孔乙己钻牛角尖，问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，就有点可笑了。这些书很占空间，“与其敝帚自珍不如拿出来分享，也不枉封皮上落的那些灰。”
高中时，林正第一次在书店看到《古代汉语词典》缩印本，心都化了，“天哪，怎么那么可爱，那么小一本，装在包里，等车的时候，随便翻一页都很快乐。”
但最早翻字典却是为了应付考试。他在湖北宜昌长大。“我挺好奇，成都的高考语文前五道题考不考字音字形？我当年对这个很感兴趣，至少前五题肯定不会出错。”平常晚自习，做题做烦了，随便翻开一页词典，看一下什么是“伽马射线”、“高尔基”，觉得很有意思，算是一种调节。
真正开始收藏词典是工作以后。2019年，搬了新房子，有了自己的书房，专门做了一个书柜。他收藏的第一本词典是最寻常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就是新闻联播主持人藏在主播台下的那一本。
把市面上常见的词典收入囊中后，他开始收藏二手书。有一次在孔夫子网上淘书，卖家发了一个消息，说这是他爷爷生前留下来的书，以后要好好保存。“突然觉得有点害怕，也有一点小感慨，有一种时空穿越感。”
启发他思索词典存在意义的，是一部日本漫画《编舟记》。他被书里如何解释“左”的问题震慑住：语言的意义不仅在于听说读写，还在于界定与打磨过程背后的用心——辞书编撰就像这心水间的涉渡之舟。于是，他掂量起一本本词典背后的艰辛。
他淘到过一本二手的《英华大词典》，扉页上有编者手录的一段话，讲述成书过程之曲折。1941年，在战火纷飞、物价暴涨的时局中，学者郑易里决定自费编撰此书，1950年才得以出版。
抗美援朝，郑易里将3000多元稿酬捐出一半支援前线年中英谈判，《英华大词典》作为国礼赠送给撒切尔夫人。直到1990年代，才出第二版。
曾经有一条新闻，说要把《新华字典》拍成电影。大家觉得好笑，但林正有点小期待，因为他知道，辞典背后是有故事的。“就像梁思成、林徽因调查中国古建筑，一路肯定有许多事情值得讲述。”
林正展示了他的“传家之宝”——《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》，这本重达十公斤、积着灰、散发着书蠹味的辞典，很像藏经阁里的经书。
这本词典诞生于1923年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蔡元培作序，标价24元（1923 年，一块现大洋可以买18斤米。）近百年后，林正在网上淘到它。
我很好奇，但不敢摸，怕摸坏了。林正说，尽管摸，感受一下它的灰，用心去体会。
192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你方唱霸我登场的乱世。“所以有时候看词典，能看到历史和未来。10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，这本书在不同人手上流转，这些人有怎样的命运？现在到了我的手上，会有一种抚今追昔感，真的非常厚重。”
在林正看来，词典不仅仅是用来查的，还可以拿来读的，让人知道很多有趣的冷知识。
比如迈克尔杰克逊有一张专辑叫《BAD》。有的翻译成“坏”或“坏小子”，而中国台湾翻译成“真棒”，谁对谁错？
关于“先生”的翻译，也经常让人困惑。2021年，翻译家许渊冲去世的时候，北大办了一个纪念研讨会，用的“Mr”，还引起了一些争议。
像杨绛先生、叶嘉莹先生，怎么翻译？用“Mr”就更不对了。其实在《新牛津英汉双写大词典》里就有更恰当的词：Magister，它是一个古英语词，就是对学者的尊称。
林正举了很多例子，是想说明，辞典让不同的语言互解，也可以让不同语言的美感互通。陆谷孙编的《中华英汉大词典》，把语言之间的美感传递得恰到好处。
比如“波涛”这个词，除了直译成great waves，还会用“不因渔父引，怎得见波涛”等文学化的诗句来引申解释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
“每个人内心都有很多想法，但经常词不达意，词典能提供最接近你内心想法的词去表达。词典解释万物，也让表达更加细腻。”
词典看多了，就会看出一些“门道”。林正发现，读一本词典的第一个条目，就像读小说的第一句话一样，感受是混沌而深刻的。
比如有些古汉语词典按笔画顺序，此条以“一”肇始：“惟初太始，道立于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万物。”当你早已习惯了“阿”字开头，再看到“一生万物”，就会体会到一个非常宏大的世界观。
林正曾打算每天睡前读10页词典，一年下来就“学富五车”了。后来发现很难，试过多次都没有成功。现在他的手机里面装了数十本词典APP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翻一下。不过，平时“还是刷小红书更多”。
看来每个人都难抵抗智能工具的诱惑。而在ChatGPT时代，辞典存在的意义都动摇了，过去花十年编一本辞典，现在分分钟解决了。
不过机器和人终还是有区别的，“像牛津高阶辞典第七版，是陆谷孙、金圣华、余光中三个人写的序，典雅的半文言，信达雅的例句，有情感有温度，这是机器做不到的。”
在林正看来，词典的前途在于使用的意图。如果只做一个工具，当然AI更方便，若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的来源，词典还是有价值的。
比如《上海话大词典》中收录了各种关于“奶”的词，舒糖奶、奶昔、圣代、奶油起司等，而宁夏却没有那么多说法。因为上海城市化进程早，更早接触到加工奶制品。又比如拉菲，北京话读成拉（三声）菲，可能源自北京社交圈的“老钱”读法。
“所以你从辞典中读到了时代的变化，以及不同地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，这些是超越语词本身的东西。”
有人问词典对普通人有什么用？他觉得这又回到一个老问题：人文社科专业有什么用？这个暑假他在重读《红楼梦》，也在想这个问题。“你很难说一个社会没有《红楼梦》会怎样，但没有字典就不行，它是白纸黑字的标准，不强制遵守，至少比没有标准好。”
实际上，这些标准正在“失守”。作为大学老师，林正每年都要辅导学生写论文，他发现语言使用规范退步了很多，字词、语法都有问题，比如经常缺少主语，通篇白勺的等等。如果词典真有什么用，“大家遇到一些字的时候，会想词典是怎么解释的，有这个思维就够了。”
语言一直在变化的。林正觉得是好事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往哪个方向变化。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《新词语词典》，收录了2000年至2020年间的新词。比如“被就业”“被满意”等。还有一些词，如“不明觉厉”“打酱油”“拿捏”……他也挺喜欢。
“每天都有新词诞生，但不是每个新词都有资格进入词典，没有生命力的就会淘汰掉。对于社会来讲，词典是时代的记录。”
读博时，林正的学术兴趣在公共传播。最开始想做儿童传播研究。911的时候，美国ABC做了一档节目，向儿童解释发生了什么，他挺受触动。如果用角看那些新闻，可能只有恐慌。
“因为公共传播，要服务每一个人，而不只是服务于知识分子或特定阶层。同一个词，牛津初阶、中阶、高阶辞典的解释，也会不同。”
有一次，林正和朋友逛图书馆，在报刊阅览室，朋友感叹，原来全国有那么多报纸，是不是资源浪费？其中有一张《语言文字周报》，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语言问题都列出来，每周出一期。
“我挺佩服的，在今天还有人坐冷板凳去做这些事情，说明找到了一生所爱，也是一种幸福。”
有人问，如果被困在孤岛上，只能带一本书，会带什么？林正的答案是《辞海》。“可能别人来救我了，我还没有读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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